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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热点关注】大学生抑郁症发病率攀升,我们的心理教育缺失了什么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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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近期,《中国青年报》刊发《大学生抑郁症发病率逐年攀升 大一和大三高发》一文,引起了舆论场上有关抑郁症低龄化的讨论,也让大学生抑郁症问题进入了更多人的视线,为本教育发现,有31.2万网民参与了中国青年报微博发起的“大学生抑郁症发病率逐年攀升,你觉得自己有抑郁倾向吗”的网络投票:其中,超过半数投票者认为,自己“有轻微的情绪低落,可自我调节”;而认为自己“有抑郁倾向且情况很严重”的投票者达到了8.6万,占总人数的27.6%;数据显示:“超过两万名网民在微博留言,其中不仅有人提到自己与抑郁症抗争的经历,更多的是表达了对大学生抑郁症高发现象的密切关注。”

  虽然大学生抑郁症发病率提高了,但很多人并不了解抑郁症,往往夸大或者忽视抑郁症的存在。比如,长期情绪低落并不等同于抑郁症,抑郁症也不只是一个心理学问题,适度的药物介入也是必要的。包括网上流行的“标准抑郁症测试”(Self-Rating Depression Scale, 简称SDS)也多用于自我测试与科研调查,并不完全具备诊断意义。一些大学生听信网上缺乏心理咨询资质者的“诊断”,将心情烦闷、焦虑当成抑郁症,陷入了更加纠结的心理陷阱里。这些都属于“泛抑郁症”的情况,我们当然要预防抑郁问题,但必须经过严格的医学诊断与调养。

  抑郁症患者面对的外界压力很大,偏见与质疑令他们烦闷,却又陷入其中,无法挣脱。很多案例都证明,不少深度抑郁症患者的亲友,甚至都不知道他们已经患病,而外界往往从性格、情绪等角度看待抑郁问题,殊不知这只是抑郁症的表象。具体到大学生身上,抑郁症的一大特点,就是生活目标感、意义感的缺失,对学业、生活提不起兴趣,甚至在荷尔蒙最旺盛的年纪也不想恋爱,浑浑噩噩地熬日子,陷入严重的迷茫状态里。

  其实,这样的心理状况,并非当代大学生独有。改革开放初期,著名的“潘晓讨论”让无数年轻人加入“人生的道路,为何越走越窄”的思考与争鸣中,当时的大学生同样有人生意义方面的困惑。将近四十年后,在今天看待“潘晓讨论”,不少人觉得当时的年轻人“太较真”了,这种严肃思考在今天是匮乏的。

  在今天,对多数大学生来说,思考“人生意义”早就失去了理想主义和宏大叙事的意味,却往往具有更现实的针对性。2016年11月,《中国青年报》曾做过一个专题“寻找人生意义不要落入虚无的陷阱”,话题讨论的由头是一个关于北大学生心理情况调查的结果——“北大四成新生认为活着没有意义”、“30%北大学生竟然厌学,只因得了空心病”。北大学生被当成一个症候来分析,自有其典型的意味。但更重要的是,这个问题是普遍存在的。虽然这个“人生意义讨论”未必是要呼应几十年前的“潘晓讨论”,但这也是对当代大学生人生意义思考的过程,在网络上引起了一定的影响。

  在上述调查中,心理学者徐凯文提出了“空心病”的概念。徐凯文发现了不少类似的例子,要说这些年轻人共同的特点,他曾讲道:(这)“就像他们告诉我的:徐老师,我不知道我是谁,我不知道我到哪儿去了,我的自我在哪里,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界,我过去19年、20多年的日子都好像是为别人在活着,我不知道自己是要成为什么样的人。”徐凯文将“空心病”理解为“价值观缺陷所致心理障碍”,并指出“空心病看起来像是抑郁症,情绪低落、兴趣减退、快感缺乏,如果到精神科医院的话,一定会被诊疗抑郁症,但是问题是所有的药物都无效”。

  北大学生作为应试教育考场上的“通关者”,其出色的智力水平和学习能力是毋庸置疑的。但有关人生意义的思考和相关体验,却是与狭义的学习和所谓的智商无关的事情。在我们中小学教育,以及大多数家庭教育里,师长将太多精力放在如何帮助孩子“不输在起跑线”,年轻人从很小的时候就有明确的竞争意识,而那些非功利的阅读、思考和教育,往往被老师、家长忽略。

  我在中学时曾非常渴望从那些功利的话语规训中逃离出来,而当自己真的去那么做了,反而遭遇的是现实里碰壁,要在之后吃很多年的苦来弥补当年造成的遗憾,可以说是“走了很长的弯路”,但我并不认为应该后悔那些岁月里极其理想主义的状态。只是,太多年轻人没有“止损”和“从头再来”的成本,“无悔”的前提恐怕是深厚的试错成本和一些所谓的“运气”,如今我也不会再重走那些单纯到近乎幼稚的老路——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,高考和应试教育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,他们只能被安放在实现功利目标的流水线上,而那些更宏大、更浪漫、更理想的人生梦想,则成为不得不搁下的“弃物”。

  想必很多年轻人都有类似的体验。我的好友曾在《一个北大90后的自白:我不想活在所谓优秀的固定标准里》一文中说:“譬如我自己,儿时的志向是做一名画家,也曾学习绘画多年,但在高中时代,父母以未来赚不了钱、没有出路为理由,勒令我学习理科。没有独立经济能力的我选择了顺从。成长中,我们对世界的看法,都会经由某种形式的强权打压被不断驳回。就这样,生活的主体感逐渐消失,这会令人产生错觉,以为自己做任何事情、持有任何观点,对自己的生活都没有实质性的改变。”

  虽然这属于个人经验式的描述,但不少年轻人都有类似感受。但是,有关“人生意义”的命题,还应该放在更深邃的思考上加以论述。奥地利心理学家维克多·弗兰克尔(Viktor Emil Frankl)以毕生精力关注“人生意义”的相关研究,倡导“意义疗法”,他曾指出:“动物寻求快乐与征服,却不懂生存的意义,人的本性在于探求意义。由于探求意义的意愿是人类的主要动机,因此,倘若在现实生活中这一内在的欲求受到阻碍,就会引起人的心理障碍。启发或者去发现生命的意义,是意义疗法的核心。”

  换言之,寻找“人生意义”是人的本性,而本性若被压抑,就会造成难以预料的结果。人如何看待自我、如何看待世界,以及如何看待自我与世界的关系,构成了我们生活常识里“人生意义”的根据和来源。只是,这些关系很难以数据的方式量化表达,更多时候依赖我们的经验式叙述和思考。

  而自中国人发现了现代性的奥秘后,由此带来的想象力和焦虑感也就同时存在了。尽管多数年轻人在90年代以来的语境里,很难将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宏大叙事紧密结合,但起码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里,后者仍是一个“他者的存在”。一些年轻人宁可选择以消解意义的方式来寻求个性,也不愿意成为“他者”所影响的产物。

  这种颇为叛逆的思想,若得不到合理的引导,便有可能倒向另一个极端,名校学生的“空心病”或许只是问题之一斑。在80年代之前,至少在90年代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大潮全面到来前,作为一种整体概念的青年群体,大概是不缺乏“人生意义”的,“无意义”也是不被主流观念接纳的。在这个话语里,青年被赋予了历史主体性的角色,很多年轻人自觉地加入这种叙述中,他们构成了历史演进逻辑里的重要环节,但他们也很容易被各种话语争夺、利用,不成熟的心态往往也会让人走入误区,陷入迷茫。

  正因此,缺失人生意义,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,几乎每代人都会有类似的心理感受,只是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具体表现。“潘晓讨论”虽然早已成为历史,“潘晓”们在此前和此后,其实都一直存在,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,他们披上了不同的外衣,甚至有时候隐蔽在时代主潮下,让人误以为他们及其困恼、迷茫消失了。即便这些焦虑无法解决,外界对大学生的心理状况多一些关心和同理心,或许也会有所裨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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